费而不病 劳而不伤---析墨子税役思想的精华

Kevin99

墨子(约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名翟，鲁国人，是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出身干小生产者阶层。墨子身处战国之初，亲见世俗奢靡， 战乱不断，人民困苦不堪，因此同情民众，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墨子》一书共71篇，今存53篇，篇篇都具有针对性，切中时弊。2400多年前墨子关于税役负担“费而不病、劳而不伤”的观点，今天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一、主张“常征”、“常役”，反对“厚作敛于百胜”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子的财政思想极具特色，强烈要求均衡政府与纳税入的利益关系，既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又兼顾纳税入的利益。

(一)、主张“聚财于官”，以实现政府的基本职能

儒家主张“藏富于民”，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墨子则主张“藏富于官”国富是民富的前提。为什么要聚财于官呢？因为政府有各种客观职能和财政需要：“是以宫府实而财不散……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絜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 ，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 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 出诛则强”。

国家内外，天地上下的各种需要都可以兼顾，这就是政权集中、事权集中、财权集中带来的好处。“官府实”不仅有利干国家而且对大多数入是有利的。反之，如果财权分散，政府职能就无法实现。财权集中之后，关键的因素就是管理者的贤明，所以墨子提出“尚贤使能”，而不是无条件地集中财力。以上均是必要的开支，对于无用之费．则坚决取消。

(二)民众只能负担稳定、适当的税役

“官府实”的途径是正常的税役。墨子认为， 为了修筑城郭，征集民夫是必要的：正常的税收也不会引起人民的怨恨，但赋役过重，便会产生混乱。在这方面 墨子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 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

墨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税役征收的可操作原则——“劳而不伤”、“费而不病”有机地协调了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

“常役”是民众应该承担的，也是国家存在的标志，因为“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过分的税役则是“殚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造成“伤 民”，于国、于民都不利。墨子指出，当时百姓有三大忧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国家的统治者应该致力于解决这三大忧患：“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只有，“国家富 财用足”，才可能使“百姓皆得暖衣饱食”。这也是要靠国家赋税集中起来的财富来供应的。

“常征”是指国家法令所确定的定时、定量、正常的赋税征收制度。这种征收制度所规定的税率、税种、缴纳时间等 都应是国家根据当时百姓的基本收入情况确定的，所以百姓有能力承受，纳税之后 百姓的资财虽有所耗费，但不会成为他们不堪忍受的负担，晏婴曾提出：“籍敛不费民”，实际上赋税是对百姓财产的强制无偿征收，“不费民”是不可能的．只是费轻费重的问题。墨子首先肯定赋税费民这一容观事实。但他提出赋税不应病民。所谓“病”，是指百姓纳税以后 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无法继续从事生产活动。百姓所痛苦的，不是国家正常的税收．而是使他们的生活无以为继的额外横征暴敛。“常征”虽然百姓有所耗费 但仍然可以维持生计 在更好的外部环境中继续进行生产活动 所以是国家赋税应坚持的原则。

墨子指出：“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揭露了统治者为满足个人奢侈需要而横征暴敛的危害。

一是会加剧阶级矛盾．导致政治危机。国家横征暴敛把大量财富集中到统治者手中。王公大人无功而受厚禄过看奢侈腐化的生活，而百姓却被劫掠殆尽、饥寒交迫。这种尖锐的上下对立必然危及统治者政权的巩固。

二是会破坏生产．造成经济衰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厚敛使百姓饥寒而死，会毁掉大量劳动力——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另一方面，统治者奢侈腐化使大批男女劳动力脱离生产活动，为他们的吃喝玩乐服务，这也会严重影响生产发展。例如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 ”。统治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紝之事”。

墨子指出，统治阶级“厚敛”的原因是奢侈腐化。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超过正常生活需要的标准，需要大量财力和人力，只有横征暴敛才能满足，这就必然要破坏“以其常征，收其租税”的原则。

对于取得的税款，由于是百姓的血汗钱，必须节约。为此他一再强调“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每一项财政支出，要用合理的标准来衡量，凡支出过度．害多于利，必须大幅度节约，凡支出适当，利多于害，必须保持适度的规模。“诸加费，不加于民利音 圣王弗为”。“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

　(三)　通过征税“以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

儒家主张只征农业税“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不征税)“。墨子认为，农民耕田种地，向国家缴税，官员对百姓征敛财富，充实国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征课关市山林泽梁税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充实官府，实际上有保障手工业音利益的因素在内。

“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祀上帝鬼神”。

“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

“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

墨子主张多辟税源，含有积极财政的因素，他是从利民出发，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强国对于手工业者来说尤其重要。在墨子所处的时代，工商业比较发达，课及工商，收人必旺；工商业相对于农业来说，利润较高，课税不会伤及根本，符合聚财致强和“费而不病 ”的原则。

(四)　通过税收政策措施实现“兴利除害”

墨子的最高理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采取合理的税收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和衡量标准。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即止”。

“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

“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

由此可见，合理、稳定的税负是“利人”的，税外收税(费)则是“不利人”的，是不可为的。民众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生产中，社会财富、税收才能增加，即“生财密而其用节，固本而用财则财足”。

(五)取之于百姓，用之于交通

墨子提出赋税要“反中民之利”，是指赋税取之于民，必须反过来用到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上．兴办对百娃有利的事情。如果国家征集的赋税只用来供少数统治者享乐，丝毫无利于百姓，必然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墨子提出的赋税的4条用途．实际上每一条都是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的。墨子认为：古圣王敛财于民，不是为了个人挥霍，而是用来造船做车，发展水陆交通，由于这有利于人民群众，所以百姓虽然缴纳较多的资财，也并不怨恨。

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已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齑而予之，不敢以为怨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

二、对建立科学的税收关系的启示

(一) 税收与政府职能

在古代社会中，政府职能虽然比较简单 但也是必要的，墨子对政府职能的理解比较全面，从国内谈到国外，从官府上层谈到下层，从政府内部谈到政府外部，从政治社会职能谈到经济职能。他认为，要实现这些职能，离不开由税收构成的大量的财政收入，由此，墨子推导出在古代社会中“宫府实”的必要性，社会越发展 越需要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税收的重要性也得到重新的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环境中的政府职能，税收的资源配置功能、收入分配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得以确立。‘墨子是24O0多年前的一位有思想的手工业经营者，尚且认识到纳税与政府职能的关系， 现代的工商经营者更应该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政府职能、社会发展的三者关系有清楚的认识。

(二) 税、费、役合理负担的标准

既然税、费、役是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那么具体的负担标准是什么呢？社会环境不同，标准也不一样。现代人同样在寻找结论，墨子认为，徭没要注意“劳而不伤”，税收要注意“费而不病”。这客观上说明了负担标准问题。这8个宇是分析税役负担古今通用的原则，“劳”和“费”是税役的根本特征， 是纳税人无法避免的，“不伤”和“不病”则是政府所必须注意的一个界限，也就是说“伤”和“病”是税收负担的禁区，超越禁区对政府，对纳税人都是不利的。这与供应学派的“拉弗曲线”减税原理有相同的含义。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各类企业、个体户和农民的税费负担明显地违背了“费而不病”的原则，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和生活，当前亟需进行的农村税费和“义务工”、“积累工”制度改革，必须体现 “费而不病”、“劳而不伤”的原则。

(三) 税收的调节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不仅是墨子的理想和目标，也应该是古今中外有识之土的理想和目标，墨子首先主张通过税种的科学设置来调节经济活动，即通过农业税，关市税、林泽税来调节，生产者通过缴税来体现对财产和产品的所有权；其次通过确定合理的税负来刺激农工商业的发展，保护社会有利产业的发展。最后强调合理的公私消费，由生产部门提供实用简洁，成本低廉的产品。因此，税收在调节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先秦的管子、商鞅也十分重视税收的调节作用，商鞅曾把税收作为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和“农战政策”的重要手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仍然有“兴利除弊”的职责，对高消费要加重税收负担，对合理消费要减轻税收负担，对高收入者加重负担，对低收入者通过社会保障税加以保护，对资源浪费现象加以限制等等。

(四) 税费的用途

税收“取之于民 用之于公”是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思想家们的美好愿望。在古代财政中，皇室费用一直是主要的支出项目 以致于从奏汉开始划分公私财政（即国家财政和室室财政）来加以控制 ，但效果不好，难怪王安石会发出“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理天下之财”的呼声。墨子主张把税收的大部分用于交通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增加税收来源，使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这是十分明智的。当前的“吃饭财政”使地方财政能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财力非常有限，只能通过机构改革来改变这一现象。通过提高行政效率 使财政更有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这种税收——行政——经济——税收的内在联系，现代入应该比古人有更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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