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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tao1919

(九十八)

大热的天，先后见到两个熟人抱孩子上医院。孩子戴着大口罩，捂得汗津津的。我奇怪：除了白血病做化疗外还有什么病需要这么防范？一问，原来是孩子患上过敏性哮喘，过敏源是尘螨，不能直接接触空气。


据说，尘螨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便是最干净的人家，床上也有二百万以上的尘螨。与尘螨斗争把两个孩子父母的生活方式全改变了。门窗紧闭，安装上空气净化器、保湿器；席梦思、羽绒被、沙发、地毯、靠垫……几乎所有柔软、舒适的用品全清空了；所有可能吸附灰尘的电器、家具也都请出了门———家中简陋得如中世纪。


其中一个孩子做全面体检时，还发现严重的铅中毒，而全家人绞尽脑汁也没找出毒源来，想不出这毒是怎么中上的。没办法，连好好的楼房也不住了——搬家。


现代生活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这两个孩子，一个父亲是外科医生；一个母亲是内科医生，却对自己孩子的过敏症束手无策。西医的法子用尽了，孩子因用药太多，出现了“菌群失调”症状——口腔溃烂、胃肠紊乱。治病致病，病上加病。


一个孩子的姥姥说，孩子尘螨过敏，大人精神过敏。领孩子上医院瞧的是“病态反应科”，很符合他们的生活实际。


如果是在外国，这过敏症当然还得在西医中继续想法子。可在中国，这两个做西医的父母就找中医商议，给孩子喝中药调养。


回想母亲行医时，很少听她说谁患过敏症。我想，这病可能是后发现的。向一位医生请教，医生告诉我，从前并没有这么多过敏症患者，同富贵病一样，过敏症也是当今的流行病，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病；是现在人太讲卫生，在单一的室内环境中呆得太久的结果。


这么说，我们上个世纪刚刚建立起来的关于卫生和细菌的观念又被颠覆回去了？我们小时候那种下河、上树、玩泥巴、全家老少在一起，有家禽、家畜陪伴的日子是对的？想不到，近百年来我们讲究卫生、消灭细菌的结果却是干扰了我们人体的内分泌体系，破坏了人体内细菌的生态平衡，致使人体功能下降，结果是适得其反。


这样看来，《黄帝内经》做为医学经典之所以很少讲医术而侧重谈“道”，是因为古人已意识到人体是开启自然之门的钥匙。古人努力通过自身生命去理解生存法则，从而得“道”。正因为中医致力于归纳人体内所蕴含的生存法则，所以，中医所强调的养生就不仅是养自身生命，还要养生命之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修身养性和涵养道德等等。


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没有遇到抵抗不应是我们无视自然法则的理由。自然默许人类的破坏行为不等于这一法则不存在。过敏症到底是人排斥自然，还是自然排斥人呢？


单位新来一位80后女孩。我好心让她和我共用一间办公室。一进屋，她就捂上鼻子说：“我花粉过敏，你这些花统统搬走。”——如今，我陪着她，不开窗通风而用风扇吹风；没有花香转用香奈尔香水……我建议她出去锻炼身体，她说不用，每个月打一针增强免疫力的药针就行了。正是现代科学创造了能够把人与自然隔绝的条件，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我想，再这么陪下去，不出一年，恐怕我也得不耐受鸟语花香，无福消受大自然了。

如今的孩子，被保护得整整一个夏天都不会被蚊子叮一口。我对一个孩子说，被蚊子叮上一口没那么可怕，我给他看蚊子叮我后连个红点都不曾留下。可这个孩子在我领他玩时真被蚊子叮了一口。他不仅象被毒蛇咬了一般大呼小叫，而且皮肤真的象被蛇咬了似的红肿起来。我受到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致谴责。面对孩子前所未有的伤害后果我无话可说。我想，上古时人被毒蛇咬了可能也不至于象现代人这样丢命。但是再过二百年，人类见了蚊子恐怕得象见了眼镜蛇一样逃跑，不然就会没命。


科学带领我们走着一条“鬼打墙”式的认识道路，今天是正确的理论就是明天的错误理论。可以说，正是科学认识的反复性反而昭示了中国“道”的真理性。我一位朋友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理可以成千上万，而道是一。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道”与“理”合。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只讲“理”而不讲“道”，或用“理”来要求“道”，那么我们如何裁决“公理”和“婆理”？而理本来就有一时一地性，时过境迁时，这过时的理是留与不留？


一个年轻人要去做论文答辩，先拿我演练。让我不停地发问，他一一做斩钉截铁式回答。几个问题答下来，我说：当今任一学科的学术讨论会要是开上三天的话，最后一天一定是全体迷茫。如果讨论到最后你还能咬钉嚼铁地下判断，就说明你心理偏执。我告诉年轻人，答辩到第三个回合时，就要用探讨、商榷、不确定的语气了，否则会激怒教授们的。


其实，我很理解反中医人士的气急败坏。他们为中医尚有一席之地、自成一家之言而忿满；让代表科学的他们容忍中医存在如同让他们与巫医、神汉同堂一样，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正是科学认识的“朝令夕改”才为百家争鸣广开言路。众说纷纭的局面正是科学讲“理”的特点所带来的。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理论学说，固然是因为不愿为“惑众”支付过大的社会成本，也缘于“道可道，非常道。”身在“道”中用不着自“说”价值，既便是细菌，其价值也不容质疑。“天生我才必有用”不仅仅是李白一个人的豪迈。而“理”却是用来讲的，是需要以“说”来立的。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嘴，各说各理，让说谁不说？如果有人嫌乱，也不该怪罪中医啊。


女儿常建议家长给孩子养条狗。她说，这是出于全方位的考虑。不仅有菌群平衡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考虑。如今孩子的疾病越来越成人化，女儿说，许多医生没有意识到病因往往是惊恐和多思。而一条忠实的狗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我知道，女儿的这一看法不是出于书本而是自身体验。女儿一岁时，路还走不稳，每天就有两三只大狗来找她玩。女儿与这些狗关系亲密，感情深厚，潜在的非语言交流能力被及时唤醒。如今，遇到不会说话的幼儿患者，她摸摸、看看就能了解不少情况，不通过语言也能与孩子交流。


真理不一定是越辩越明，很可能是越辩越糊涂。讲理和懂道不是一回事。如今，有一门叫“科学学”的新学科，好象是致力探寻“道”的学问，引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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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

母亲因心脏病卧床期间，我曾跑遍全市各大医院进行考察。三十多年前，也存在看病难的问题。病人住院，头几天住的不是病房而是走廊，要等有人出院了,走廓里的病人才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转入病房。病人24小时的护理也全由家人完成。其实，那时的医院并不少，各大厂矿、学校都有自己的医院，而且规模不小，可还是人满为患。相比市医院，各大单位职工医院的条件要好得多。职工医院只收治本单位的职工和家属，职工免费，家属半费。三十多年前也存在医患矛盾。但矛盾的焦点不是钱。既然医院是工厂、学校自己的，就不存在挣工人、学生钱的问题。但与现在医生想留住病人相反，医生普遍不愿意给人看病,更不愿开药,巴不得没人来。我在工厂和学校时找医生看病，十有八次不给开药。我一个同学就曾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医生这种作风，是我拿着糨糊帮她贴在医院大门口的。


十八九岁时，我热爱科学，推崇西医，且血气方刚，对母亲有很强的责任感。那时没有贫富差距，可我还是认为社会不公，因为母亲没有工作，住不进医疗条件比较好的“职工医院”。虽然我把责任归咎于她自己不该丢了工作，但还是接受不了母亲得不到现代治疗的现实。于是，铤而走险，我借了一本《家属证》，冒充家属，不容母亲分说，强行将她送进我市最好的医院——铁路医院。


如愿以偿地，我让母亲作心电图、拍X光片、打强心剂……享受了现代医疗。时值文革末期，我的身份还是“黑五类”子女。看我在医院里招摇撞骗，理直气壮地讨医要药，如同吃了豹子胆，母亲吓得不敢作声，闭上眼任我摆布。住了二十多天院，出院时结账，总共花了十元钱。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是三十几元，看来当年的医疗费确实不贵。


当地医院的措施用尽了，治不了母亲的病。母亲的心脏病是器质性的，非药物能治，唯有做


人工心脏瓣膜更换手术。那时做这种手术的，比现做换心术的还少。可依我看来，为了生命，为了科学，便是技术不成熟、风险很大的手术也应当做。一旦寻找到机会，我会毫不犹豫，不惜任何代价送母亲上手术台。


我的想法和做法给母亲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看到为了给她治病我不择手段，胆大妄为，这令她非常担心；看到我又忙工作，又忙照顾她，每天就睡三个小时，她十分心疼；看到我为照顾她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这些在我看来无所谓的问题，在母亲看来却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生活。母亲无法说服我。治病，用尽方法给母亲治病，难道不是做儿女应做的事吗？生命，用尽所有办法保住亲人的生命不是最值得做的事么？对于母亲采取的自杀性反抗，我很久不能释怀。


关于生命价值的问题在今天是如此地受重视，不仅被世界人权组织提出，被《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美国文化提出，被涉及死刑的法律提出，也被医学提出。生命的价值在学者的讨论中变得越来越至高无上。变得一个与八个不能相比；罪犯与工程师不能相比；母亲与孩子不能相比。至于金钱，就更不能与生命相比了。


我一位生病的同学为了治病，把房子卖了，把儿子的结婚钱花光了，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他认为，为了挽救生命，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劝他为儿子考虑一下。他说，难道有钱人的命是命，我因为钱少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了吗？


我知道他说的对，便是在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中法律也要求“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为了活着的人的利益牺牲他人的生命是不人道的。我这位同学活下去了，每天找朋友打麻将。而他的儿子三十好几，连女朋友也没有，整天闷闷不乐。


如果没有母亲的做法在先，如果不是身为母亲，如果不是上了年纪，我会完全同意关于生命价值的主流说法。可如今，我能否倾家荡产做心脏手术连女儿上学钱也花光呢？便是我真有几百万，我能否用来治病让我女儿由富人变成穷人呢？

有人说我把钱看得太重了，钱是什么东西？是符号，千金散尽还复来，而生命却只有一次，不能复来。我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生活方式问题。

现在的心脏手术技术很成熟了，但是，问题仍然很多。价格高昂不说，换人工心脏瓣膜，容易造成血栓，需终生服用抗血栓药；使用生物心脏瓣膜，容易老化，需要一再进行开胸手术更换新的瓣膜。我能否为了生命，为了科学，接受这种延续生命的方式呢？

钱，对我来说不是符号。无论人们折腾钱把人们的观念折腾得怎样乱，可我还是看得见钱所代表的资源。看病贵，看病难的实质还是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钱，做为符号可以崩盘，它所代表的资源不会危机？当我们以金钱的形式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可以视资源如粪土？

在为患白血病朋友筹集捐款时，我知道这病是个无底洞，三十万是最低手术费用。我对她说：“只捐三十万，就用这些钱赌一下，如果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就不治了，请你死时闭上眼睛”。这种破釜沉舟的治疗方针居然产生了奇迹。

在学者们还在探讨生命的价值问题时，许多母亲却在用牺牲解决这一问题。看一部日本影片。讲的是古时候，一个儿子按村里的规矩把上了年纪的母亲背到山上抛弃。与母亲告别时，儿子把身上带的饭团给母亲留下，母亲又给他塞了回来。资源是宝贵的，那怕是一个饭团也要给儿子留下；生命可以复来，儿子就是母亲生命的再现。地球上的资源没有多到把牺牲这个词从人类字典中抹去。

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资源互补。西医可以是饭团，中医是青菜，如果饭菜搭配可以填饱肚子，为什么只为饭团太少分配不均而吵架，就不许搭配点青菜？

我试探地问女儿，将来她怎样处置病入膏肓的我？她说，如果我得了需要一再开胸手术的病就不治了。如果成植物人了，她会给我实施安乐死。我听了顿感轻松，同时自责地想，如果当年我有女儿这态度，母亲又何必急于自我了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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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 O
     朋友向我哭诉儿子学习不好，不肯用功,“什么道理都讲了，什么方法都用尽了，毫无效果……”。我说男孩子开窍较晚，很可能后发制人，劝她沉住气不要绝望。她问其中的道理。我说可能与男孩的肾气是否蓄足有关。在肾气不足时，他们懵懵憧憧的，别说妈妈哭劝，便是抹脖子死谏，也不为所动。可忽然有一天，你发现他开始懂事了，听得进大人话，学习也开窍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男孩子有后劲。
近几年，高考成绩一公布，多是女生当状元。几位当老师的朋友感到困惑，这男生怎么了,后劲哪去了？有的说是女孩子变聪明了,有的说是现在的课程不适合男孩子学习，还有的说是阴盛阳衰。我说这是打小逼男孩子用功学习的结果。肾气不足时逼孩子学习如同水库有点水就用，水蓄不到量，怎会有学习上的势如破竹？男孩子用神多而养神不足，精气神无法达到天然储量，其结果是让我们得到了人才，失去了天才。
不仅当中医的母亲强调让孩子养精蓄锐，便是我奶奶也常说：“人有精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生长期用神太过，不仅使许多神童长大后江郞才尽，也使后代遗传不足。都说现代人的精子质量在大幅下滑，可别三五十年后研究出是因为早期教育过度造成的。
我为朋友的儿子说情, 争取孩子能出去踢会球。摆了半天道理，朋友说体能与智能没什么直接关系, 举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例子就把我的请求给否了。我奇怪他不仅没有中医的养生观念，竟连西方的健康观念也没树立起来。这种只承认一对一的直接关系的认识方法如果导致21世纪中国人又成了“东亚  病夫”，我们还会怪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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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的思维有如多米诺骨牌，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科学的，一味推倒没商量。科学卫士还以为不尊重科学的现象是传统文化作怪，时常错拿中医这类传统文化开刀惩戒群下，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间接作用，恰恰能够有效阻断多米诺效应。
例如科学没有揭示出同性恋的机理，但不妨碍人们开明地表示理解, 不仅影视文学追捧同性恋题材，各国也争先以颁布同性婚姻法来标榜文明和进步。这种多米诺效应先是把爱情弄得没了性别之分，接着又把友谊彻底摧毁，继而促人产生自我怀疑，最后还要改写历史。大学里追求时尚的女孩子搂脖抱腰，三五成群地招摇过市，得意地向男孩子们宣称她们是同性恋者，看到男孩们嫉恨的目光，她们感到酷极了；研究人员审查历史人物,一个个套用，连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友谊也遭到质疑；一个朋友认定我是同性恋，证据是我不和女人计较。我让她正视我结婚生子这一事实，她说，那你就是双性恋。我反问：“那你呢？”她那表情，一望就知陷入自我怀疑有些日子了；一个年轻人想当然地同情文革时期的同性恋者，说他们受到了迫害。我说那时我家附近就有一对女护士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她俩“不结婚，永远在一起”的誓言，没人去管她们的事。男同性恋之所以受到了打扰，是因为他们搞到了家外头。相对于通奸、婚外恋等，同性恋在当时所受到的惩罚是最轻的。而同一时期的外国并不见得比我们宽容。如果说我们对同性恋确曾存在过所谓的偏见和误解，那也是从西方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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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抱怨人们曲解了她的意思，可她怎么也说不清自己的意思，或者说人们怎么也不理解她的意思。人们认定她提倡同性恋、一ye情、婚外恋等，而她却极力否认，在多米诺的世界里她一再伸辩自己只推倒了一块骨牌。
人本是一个天然定位系统，不仅时时需要知道自己所处的时间和方位，也需要了解自己在历史、社会中的位置。而身不由己的现代人难以定位。都说现代人浮燥，飘浮不定的人想不焦燥也难。所以，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儒学、宗教还有信徒，不是由于愚昧，而是人的定位要求使然。
如果手头没有高精度的定位仪，我不会拒绝使用指南针；科学不能解释同性恋，我不会拒绝使用阴阳图解释。总之，我不能任由自己随风倒伏。母亲曾用阴阳图解释男女的存在状态。代表女人和男人的阴阳鱼，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母亲说，靠近鱼尾的颜色应该是渐灰，表示阴阳强弱程度的变化。在这幅图中，不仅男女相恋，便是同性相求也无不符合阴阳理论。从阴阳图上看,李银河所争取的主要是鱼眼睛这部分人的权益，并不是要改变阴阳鱼的颜色。在这幅图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黑鱼的腹部，这个位置与其它各部位的阴阳电差都很平均，排斥性小，所以友谊成分重，但爱情火花小，不是能扛得起爱情大戏的角。基于图中所显示的多种阴阳组合方式,我在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时会避开是非评价，而力促各种家庭模式的形成。在妇联工作时，有一次一个男人来求助：“老婆打我，你管管吧”。我笑了。且不说他的要求是否在我职权范围，单就他找妇联求助这点就说明他在心理上已把自己定位为女人了。这时帮这男人振兴阳刚之气就不如促成阴阳互补的家庭模式形成来得实际。我们理解的夫妻性格互补，何尝不是阴阳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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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阴阳图的理解，2000年修改婚姻法时，我曾上书国务院要求不要把成年男女从家庭责任的担子下“解放”出来。因为在国家还没有能力负担老人和孩子时，不能轻易放弃婚姻家庭的社会功用。这次上书虽然失败了，但我也坦然接受性关系从社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因为我知道历史的卡尺正从阴阳图上黑白分明的一端移向灰色地带。正因这一移动，一ye情、婚外恋、同性恋开始走出冬季，而婚姻进入冬季。这里没有什么进步与落后之别，只有此一时与彼一时之分。因此，当听到李银河为同性恋争取同性婚姻时，我觉得她的做法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反季节行事。因为婚姻本是社会性的，在社会性正从婚姻中退出之时，争取同性婚姻的意义何在呢？岂不是光了一冬天膀子的流浪汉在春天来到后坚决要求穿上棉袄？

我是小燕子

中医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