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洛书的真伪及其产生年代

奉天散人

论洛书的真伪及其产生年代——从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太一行九宫占盘谈起  



(作者蔡运章)

河图、洛书(简称河、洛或图、书)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灿的明珠。它们所含神秘莫测的哲理和变幻无穷的魔方，为中外学者所叹服。但是，我们今天所见河图、洛书图的真伪问题，自北宋以来却聚讼纷纭。成为近千年来学术界的一大疑案。值得高兴的是，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一行九宫占盘(《简报》称为“太乙九宫占盘”)，⑴为研究洛书的真伪及其产生年代诸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我们谨就这些问题，略作探考，以求教正。

一、太一行九宫占盘简述

1977年春，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M1)出土太一行九宫占盘一件。这件占盘是汉初方士占卜吉凶祸福使用的仪器，出土时放置在墓室东边箱内，木质制成。髹以黑漆。由天、地两盘组成。盘心有孔可以穿轴旋动。盘面有针刻篆书涂朱文字。上面的天盘呈圆形，放在地盘的凹槽里。过盘心刻划四条等分线，在每条等分线两端刻“一君”对“九百姓”、“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字样，围绕盘心刻“吏招摇也”四字。天盘直径8.3。厚0.3厘米。下面的地盘呈方形。在天盘凹槽外至边缘中间划一方框线，方框线的中间和四角各刻有圆点，以代表四面八方。框内外按四面八方刻字。

（有图，略）

地盘边长14.2，厚约1.3厘米。

地盘背面刻划是:通过圆心划一十字线，表示北、东、南、西四方。在四等分线里各划一个直角平分线图形“↖”，表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方。

（有图，略）

这里有两个“第四，夏至”，而缺少“第一，夏至”，疑东北方的“第四”当为“第一”之误（图一，略）。

这件太一行九宫占盘的年代，因墓主人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他死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在地盘背面北方刻“七年辛酉日中冬至”，经推算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的冬至日正逢辛酉。可见，这件占盘制作的年代当为汉文帝七年，即公元前173年，距今已有2162年了。

二、太一行九宫占盘图解

这件占盘是汉初方士利用八风占卜吉凶祸福的仪器。现将占盘上的图形和刻辞，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进行对照，分类解说。

(一)占盘正面的图形和文字，与《九宫八风篇》所载图形、宫名、节气和日数完全相同。《九宫八风篇》载:

合八风虚实邪正

（有图略）

“太一常以东至之日居叶之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

要搞清《九宫八风篇》所载图、文的含义，我们必须了解:①古人的方位观念与今天不同。当时是以“圣人南面而听天下”的思想来确定方向的。故上方是南，下方是北，左方是东，右方是西。②八卦神所居的方位。更《易·说卦传》载:震为东方。异为东南，离为南方，坤为西南，兑为西方，乾为西北，坎为北方。艮为东北。③太一行九宫的含义。《易·乾凿度》郑玄注云:

“太一者，北晨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帝，行于八卦日晨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于紫宫之内外，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卒则复。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晨之所居，故因请之九宫。”

这是说“太一”是北极神的别名。它是上天的主宰者。“四正四维”即四方和四隅，是八方神所居的地方，故称为宫。所谓“九宫”即四方和四隅的八宫。加上中央的紫宫(即招摇宫)。本是天子按季节定时去祭祀朝拜的神宫。天上的太帝也和人间的天子一样，常常要到各地去巡视工作，这就是“太一行九宫”之义。④太一行九宫的次第。《易纬·乾凿度》说:“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皆於十五。”郑玄注云:

“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亦言无适也.自此而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异宫；异，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而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上游息於天一，太一之宫，而返于紫宫。”

我们按照郑氏所说的次第。结合《易·说卦传》八卦神所居的方位，可以画出太一巡行九宫的次第图:

（有图，略）

这个图与《九宫八风篇》所载乙图的次第正好相同，三纵、三横及二斜上的三数之和皆得十五。这就是著名的九宫图。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地盘和《九宫八风篇》中的图形皆成方形，图中各宫的排列次第和太一神在宫中居住的时日也都相同。唯坎、艮两宫的名称略有差异、地盘坎宫的名称为“汁蛰”，《九宫八风篇》作“叶蛰”。汁，通作叶。《文选·西京赋》:“五位相汁以族干东井”李善注：“汁，叶也；”《吴都赋》:“皆谣俗汁协”，李善注:“汁，犹叶也，”是其例证。地盘艮宫的名称为“天溜”，《九宫八风篇》作“天留”，因“溜”通作“留”，故无本质差别。此外，太一开始出游的地点，《九宫八风篇》和《易纬·乾凿度》郑玄注皆“从坎宫始”。《简报》先从“天溜宫”即艮宫叙起，是不妥当的。

(二)地盘方框内的吉凶占辞，也与《九宫八风篇》相类。《九宫八风篇》载:

“所谓有变者，太一居五宫之日病。风折树木。扬砂石，各以其所主占贵贱，因视风所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衡、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馑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是故太一入徒立于中宫。乃朝八风以占吉凶也。”

何谓八风？《左传·隐公三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这是有关“八风”的最早文献。《吕氏春秋·有始览》说:“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勋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a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日寒风。”高诱注:“八风，八卦之风也。实，艮气所生，一曰融风。滔风，震气所生，曰明遮风。勋风，异气所生，一曰清明风。离气所生，一曰凯风。凄风，坤气所生，曰凉风。飂风，兑气所生，一曰阊阖风。厉风，乾气所生，一曰不周风。寒风，坎气所生，一曰广漠风。”这是说一年内依次从八个不同方位刮来的风称为八风，亦谓八卦之风。《淮南子·天文训》又说:“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修风至，修风至四十五日明遮风至，明遮风至四十五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日阊阖风至，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漠风至。”可见“八风”其实就是个季节风。

地盘方框内八方所刻“当者有忧”至“当者有患”诸语，应是“太一入徒立于中宫”。“各以其所占贵贱，因视风所来而占之"的吉凶占辞。”“当”读如“挡”，为阻挡之义，所挡之物就是八方之风。凡“挡者有喜”“挡者显”等皆为“实风”，“挡者有忧”、“挡者病”等的虚风。古代的方士就是以主占者的贵贱和八风的虚实，来占卜吉凶的。

(三)天盘中太一神所主占的对象，亦与《九宫八风篇》相同。《九宫八风篇》载:

“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

天盘中主占的对象四周依次为“一君”对“九百姓”、“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盘中央的招摇宫为“吏”，这与《九宫八风篇》记载的恰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占盘出土时，天盘中“一君”所处的位置不在冬至之日。却处在夏至与立秋之间，且接近于立秋之日，其时当在立秋前的六月中、下旬。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天盘中的“君”即人间的君主。是占卜对象中地位最高者。但是，墓主人汝阴侯夏侯灶的地位显赫亦可以“君”自居。故天盘中的“一君”所处的位置，可能是墓主人死亡的时间。如果这种推测不错的话，汝阴侯夏侯灶可能死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六月中、下旬。若依《九宫八风篇》“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考虑的话，天盘中太一神所占问的对象，可以画图如下:

（图略）

此图与《九宫八风篇》乙图所载太一神巡行九宫的次第完全相同，这就是西汉初年绘制的九宫图。

(四)占盘背面是四分历的“冬至”时辰图。图中南、西、北、东四方的刻文是记录各年冬至时辰的。南方的刻文是:“第一，子夜半冬至，右行。”第一是指第一年。“子夜半”从汉简中得知，西汉时分每日为夜半，夜大半、鸡鸣、平旦、日出、蚤时，食时、东中、日中、西中、铺时、下铺、日入、昏时、夜时、人定、夜少半等十八个时辰，故“子夜半”即夜半，也就是午夜零点。“右行”即向右旋读之义。这则刻文是说:第一年午夜零点冬至，向右旋读图中的时辰。西方的刻文是:“第二，冬至平旦。”“平旦”是黎明前的时辰，即早晨5点20分。这则刻文是说:第二年冬至的时辰为早晨5点20分。北方的刻文是:“第三，七年辛酉日中冬至。”“七年”即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日中”即中午12点。这则刻文是:第三年即汉文帝七年冬至的时辰为辛酉正午12点。东方的刻文是:“第四，冬至日入。”“日入”是太阳落山时，即下午5点20分。这则刻文是说:第四年冬至的时辰为下午5点20分。

我们知道，古代历法主要是安排好年、月、日的配合。这就需要正确地测定每年冬至的时辰。我国自殷至汉初通用四分历法。据《春秋》所载，当时人们用土圭测量日影最短的一天来确定冬至日的，这样得到一年的长度为365又四分之一。以365日作为一年，则每四年需要增加一日为366日，所以这种历法就叫做四分历。这幅“冬至时辰图”把四年间的冬至时辰依次定为“子夜半”、“平旦”、“日中”和“日入”，正好符合这种历法的记时标准。

图中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方当是记录“夏至”时辰的。夏至是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但因“夏至”时辰的测定，在四分历中远没有“冬至”时辰重要，故这个图中就没有刻出四年中“夏至”的确切时辰。

图中记录冬至时辰的“第三”年为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这年“冬至”的时辰为“辛酉”日的“日中”。那末，“第一”年当为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第二”年当为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第四”年当为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因此，这幅图为我们保存了汉文帝五至八年四年间“冬至”的确切时辰。为研究当时的历法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特别重要的是，这件占盘的发现，为《灵枢经》的成书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灵枢经》原名《针经》，是《黄帝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的成书年代，学术界有成书于战国晚期和后人伪托两种不同的看法。《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晋皇甫谧曰:“《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这是说《黄帝内经》分《素问》和《针经》各九卷。唐王砅说:“《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这是说《黄帝内经》分《素问》和《灵枢》各九卷。宋王应麟曰:“馆阁书目《黄帝内经》九卷，八十一篇，与《灵枢经》同。《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灵枢》以精气为首，间有详略。”这是说《灵枢经》与《针经》并不相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五说:“《灵枢经》九卷，右王砅谓此书即《汉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之九也。或谓好事者於皇甫谧所集《内经仓公论》中抄出，名为古书也。未知孰是。”这里怀疑《灵枢经》出自皇甫谧之手。清杭世骏《灵枢经跋》云:“《隋·经籍志》:《黄帝九灵》十二卷，王砅以《九灵》名《灵枢》，《灵枢》之名，不知其何所本。余观其文义浅短，与《素问》歧伯之言不类，又似窃取《素问》之言而铺张之。其为王砅所伪托可知。自砅改《灵枢》后，后人莫有传其书者。唐宝应至宋绍兴，锦官吏史嵩乃云家藏旧本《灵枢》九卷……是此书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经高保衡、林亿等校定也，孰能辨其真伪哉!”顾颉刚先生赞同杭氏之说，进一步讲道:“《灵枢经》如其出得早，就不会有《九宫八风篇》(第七十七)的太一行宫了。”⑵实在有趣的是，太一行九宫占盘上的图形和文字，恰恰就与《九宫八风篇》的内容相同，这个离奇的重大发现使数百年来有关《灵枢经》的真伪之争焕然冰释。因此，我们认为《灵枢经》和《素问》一样，都是战国晚期的作品，是可以肯定的。

三、洛书与九宫数

何为洛书？《易·系辞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儒谓洛书即《洪范》九畴。《尚书·洪范》载箕子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泪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则极死，禹乃嗣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伪孔传:“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於龟背，有数至于九。离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汉书·五行志》载:“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武王问雒书于箕子。箕子对禹雒书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响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乃赐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这是说大禹治洪水时，洛水里有神龟负文而出，赐於大禹，是为洛书。从“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极”，凡六十五字，即洛书本文，禹据此演为《洪范》这篇文章。

必须指出的是，对洛书字数的多少，还有不同的说法，孔颖达《尚书·洪范》疏云:“《五行志》悉载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计天言简要，必无次第之数。上《传》云。‘禹因而第之'。则孔以‘第'是禹所为。‘初一曰'第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农用'等一十八字，大刘及顾氏以为龟背先有三十八字，小刘以为‘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龟文惟二十字。”若以龟文为“二十字”计算，则洛书全文为: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即所谓大法九章者也。

洛书在龟背上的排列次序。隋肖吉《五行大义》卷一《论九宫数》说:“初一曰五行，位在北方，阳气之始，万将将萌。次二曰敬用五事，位在西南方，谦虚就德，朝谒嘉庆。次三曰农用八政，位在东方，耕种百谷，麻枲蚕桑。次四曰协用五纪，位在东南方。日月星辰，云雨并兴。次五曰建用皇极，位在中宫，百宫立表，政化公卿。次六曰入用三德，位在西北，抑伏强暴，断制狱讼。次七曰明用稽疑，位在西方，决定吉凶，分别所疑。次八曰念用庶征，位在东北，肃敬德方，狂僭乱所。次九曰响用五福，威用六极，位在南方，万物盈实，阴气宣布，时成岁德，阴阳和调，五行不忒。《黄帝九宫经》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总御得失。”可见洛书在龟背上的排列次序，与九宫数有着神秘的联系。我们依次可制图如下:

九宫数是洛书较简要的表现形式。东汉徐岳《数术记遗》说:“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甄鸾注:“九宫者，即二四为理!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依此排列，横竖斜偏，三数之和，皆得十五。其实，早在战国晚期九宫数就已出现。《大戴礼记·明堂》载:“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郑玄注:“记用九室，谓法龟文也，取此数以明其制也。”这是说明九宫的次第，是依照洛书排列的。宋代大儒朱熹《书河图洛书后》云:“《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此九数为洛书。”蔡元定也说:“《洪范》:明言‘天乃赐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⑶蔡沈《尚书·洪范》注云:“世传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即洛书之数也。”这里以洛书在龟背上的排列次第，来代表洛书本文(即一代表五行，二代表五事，三代表八政，四代表五纪，五代表皇极，六代表三德，七代表稽疑，八代表庶征，九代表五福、六极)，是洛书由文字演变为数字的飞跃过程。这个飞跃在成书于战国晚期的《明堂》中已经形成。由此可见，洛书龟文和术数家的九宫数，早在战国时期就混为一谈了。

五代末年，洛书图形又有新的发展。《东都事略·儒学传》载:“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以象学授仲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朱震《汉上易传·进书表》云:“国朝隆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仲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 谔昌传刘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是时张载讲学於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戴造《太和》、《三两》等篇，或明其象，或论其数，或传其辞，或兼而明之。”五代末年华山道士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他的学说分为三派，邵雍的《先天图》、刘牧的《河图》、《洛书》和周敦颐的《太极图》即其代表，所谓“象”和“数”，就是指《河图》和《洛书》讲的。

陈抟的河图、洛书图如下:

（图略）

图中的圆圈表示天数，圆点表示地数。这种河图、洛书图的特点，是将原图中的数字用圆圈和圆点来表示，使原本神秘的河图和洛书越发笼罩上神秘的色彩。接着，南宋大儒朱熹，将其冠于《周易本义》之首，后来他注解的经书被朝廷定为教课书。从此河图、洛书便随之家传户诵，流传开来。在《易》学研究中，占居了首要地位。

由上所述，我们认为，洛书原本《洪范》九畴，依其在龟背上的排列次第和方位，演变为九宫之数(亦即洛书之数)，陈抟再据以演化为我们今天所见的洛书图。其发展脉胳是很清楚的。因此，《灵枢经·九宫八风篇》和太一行九宫占盘上九宫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最早的洛书图。

四、洛书真伪释解

自北宋以来，陈抟传授的河图、洛书，在广泛流传的同时，也受到疑古派的猛烈评击，围绕着河图、洛书的真伪问题兴起的河、洛之争，一直持续了近千年之久，率先挑起这场争论的，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他在《易·童子问》中发难说:“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受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使其劳如此，而后出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始所授于天者，下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误感学者，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制之所宜诛也。”他痛言河图、洛书为“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误感学者其患岂小哉？”还要对“为斯说者”杀之而后快。

明儒归有光在《易图论》中说:“诸经遭秦火之厄，《易》独以卜筮存，汉儒传授甚明，虽于大义无所发越，而保残守缺惟恐散失，不应此图交叠环布远出姬孔之前，乃弃而不论，而独流落于方士之家，此岂可据以为信乎？”又说:“自汉以来，说《易》者今虽不多见，然王弼、韩康伯之书尚在，其解前所称诸章无有以图为说者。盖以图说《易》自邵子始。”这是说汉儒对《易》传授甚明。“惟恐散失”，不应对此图“弃而不论，而独流落于方士之家”，王弼、韩康伯的书中，也没有“以图为说者”，遂认为“以图说《易》”是从邵雍开始的。

清儒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云:“其初只有河图，如《尚书·顾命》及《论语》所说，《淮南子》乃以‘绿图、丹书'并举，孔安国、刘歆又以河图归伏羲、洛书归大禹。自纬书出后，说涉怪诞，然而终东汉之末，也没有所谓图、书出来。宋初陈抟骤出其河图、洛书，而上无传人，无出处，惟游其门者传之，于是有刘牧的图、书，有邵雍、蔡元定的图、书。”胡谓《易图明辨》卷一也说:“河图亡久已，虽老聃、苌弘之徒亦未经目睹，故夫子适周，无从访问。陈抟生于五季，去古弥远，何从得其本真而绘图以授人乎？”又说:“宋人崇尚图、书，自以为补苴罅漏，张皇幽渺，若非此则无以明《易》、《范》，遂成千古笑柄。”这些诘难都视陈抟的图、书为“千古笑柄”。

现代疑古大家顾颉刚在《三皇考·河图洛书的倒坠》中也说:“如今我们不特否认《易》、《书》是圣经，并连伏羲、大禹是否有其人也问起来，那末他们画卦作《范》的事情，自然更属悠谬难稽，何况怎样的图，怎样的书，这些说法出得更后呢？所以这个问题在今日，已达到‘不了了之'的地步，再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了。”顾氏的话似乎要给河图、洛书宣判死刑，企图以此来结束这场持续九百余年的河、洛之争。

这些疑古派攻击的要害是，“自汉以来说《易》者”“无有以图为说者”，“终东汉之末，也没有可谓图、书出来”，“陈抟生于五季，去古弥远，何以得其本真而绘图以授人？”这些质疑其言也凿凿，其辞也切切，纵使图、书派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使其败倒。

值得高兴的是，太乙行九宫占盘的发现，不但以铁的事实说明西汉初年已有洛书图的存在，而且证明早在战国晚期洛书图即已载诸典籍。由此推测，与洛书并存的河图，也绝非子虚乌有，将来也有可能被考古发现所证实。那末，为什么河图、洛书在东汉、魏、晋、隋、唐间不见流传呢？我们认为，大抵有三种原因:

(一)河、洛之图，不便传诵。元代经学家吴澄指出:“大抵周后汉初，儒家专门之学，率是口耳传授，故有文辞可记诵者，有传。无文辞可记诵者，无传。五经皆存，而独《乐》之一经亡。三百五篇诗皆存，且独笙诗六篇亡。盖以无文辞可记诵故也。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画，《河图》、《洛书》，止有图象，则儒家亦不传。是以魏、晋、唐、宋初之儒，不见图、书。”⑷

(二)汉世《易》学，颇多失传。古之《易》学分为象数和义理两大派，汉世以前的《易》学属于象数派，尚秉和说:“凡春秋人说《易》，无一字不根于象。汉人亦然。惟古书皆竹简。本易散亡。王莽乱起，中原经兵燹者十数年。至汉末，西京《易》说皆亡，独存孟、京二家，以无师莫能传习，于是韩宣子所谓易象者，颇多失传。”⑸孙振声《白语易经·叙论》也说:“大体上，汉、魏、六朝时代的易注，除了三国魏的王弼外，并没有完整的保留下来。”⑹由于汉易特别注重卦的形象和数字，在注解时难免给人以混沌神秘、繁琐复杂之感。魏、晋以降，王弼注《易》开义理学派之先河，一扫混沌繁琐的象数之学，从此治《易》者皆宗王学。可见，汉世的象数派与王、韩的义理派本相抵悟，故在王弼、韩康伯之书中，自然找不到河图、洛书的踪迹。

(三)纬书河、洛多被焚绝。汉世纬书言河、洛者极多。顾颉刚先生说:“就我们所知道的《河图纬》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等十七种。《洛书纬》有《洛书甄曜度》、《洛书灵准听》等九种，又有老子、孔子的《河洛谶》各一种。几占了全数谶纬的四分之一。”⑺河图、洛书被谶纬家利用，犹如古经多被谶纬所利用一样，狭义的谶就是专指当时所说河图、洛书讲的。《文选·玄思赋》注引《苍颉》说:“谶书，《河》、《洛》也”，《一切经音义》卷九引《三苍》说:“谶，秘语也，出《河》、《洛》”，即其明证。但因纬书是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吉凶祸福，予言治乱兴废的，多有怪诞无稽之谈，南郭刘宋时开始禁止流传，到隋炀帝时遣使尽焚与图谶相涉的书籍，其学遂绝，秘府所藏，亦多散亡。因此，河图、洛书也随之横遭厄运，明孙彀所辑《古微书》有《河图玉版》、《龙鱼河图》等篇，仅是其一鳞片爪而已。

由上所述，东汉、魏、晋、隋、唐间，河、洛之图，是以不传。惟《灵枢经》所载洛书图，独以医家著作见传，还蒙上伪书之嫌。当年陈抟及其门徒传授河、洛时，必定参阅诸如《灵枢经》之类载有图、书的文献。只是这些典籍早已散失，后人难以确知罢了。因此，孙国中先生指出:“太乙九宫占盘(即太一行九宫占盘)的出现，使河洛之争被历史铁证所兑现，从而结束了无数《易》学家为辨河许之真伪而持续九百年的争论，否定了历代疑古派对河图、洛书的种种见解，确立了河图、洛书为中国文化之源的理论。”⑻是颇有卓见的。

五、洛书产生的年代

洛书产生于何时？传统的说法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礼纬·含文嘉》说:“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这是说河图、洛书都是原始社会末期伏羲时产生的。《汉书·五行志》载:“刘歆以为虑戏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这是说河图是伏羲时产生的。洛书是大禹时出现的。《尚书·洪范》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伪孔传:“天与禹出洛书。”也认为洛书是大禹时出现的。此外，先秦文献和汉世纬书中，还有黄帝、尧舜、汤和文王受洛书记载，这些全系神话传说，不足凭信。我们认为，洛书产生的年代，当在战国初年。

(一)原本洛书的《洪范》篇，成书于战国初年。《尚书·洪范》周秉钧注:“洪范，大法也。谓治国之大法。相传禹得《洛书》，历代宝之，降至于殷，传于箕子。……武王克殷，访于箕子，问治国之常道。箕子为武王述子。史官录之。命曰《洪范》孔诒让曰《尚书·洪范》，原本《雒书》，汉刘子骏、班孟坚旧说咸谓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极六十五字为雒水所出龟书，禹得之以为九畴马、郑所论略同。刘炫、孔颖达之论，虽依刘、班，犹致疑于字数繁简之间。”这说明《尚书·洪范》“原本《雒书》”。众无疑辞。因此，我们若知《洪范》成书的年代，洛书产生的年代也就迎刃而解了。《洪范》中“天乃赐禹洪范九畴”云云，颇带神话色彩，纯属作者故神其说，与假托箕子告武王语，是同样不可信的。因而“它成书的年代，当不在周初”，学者多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据研究“《洪范》所说的五事，是从《论语》的‘九思'来的。”“可是孔子未说《书》云，当是《洪范》抄《论语》，不是孔子引《洪范》，这点可证孔子时《洪范》尚未成篇。”同时，《左传》已有三处引用《洪范》原文:《文公五年》引《商书》“沈渐刚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商书》“三人占从二人之言”；《宣公三年》引《商书》“无偏无觉，王道荡荡”。而《左传》成书的年代在公元前403-386间。因此，童书业在《五行起源的讨论》里推定《洪范》是战国初年的作品⑼是颇有道理的。

(二)洛书之名，始见于战国中晚期的文献。《尚书·顾命》载:康王即位时“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班固《典引》云:“御东序之秘宝，以流其占。”蔡邕注曰:“《尚书》曰颛顼河图、雒书，在东序。流，演也。河图、洛书，皆存亡之事，尚览之以演祸福之验也。”蔡氏所引“雒书”不见于今、古文《尚书》，似为出界伪作。⑽《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语曰:“河不出图， 雒不出书，吾已矣夫。”然《论语·子罕》载:“子曰:凤皇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却不见“雒书”之语。可见，战国以前，典籍中尚没有洛书的可靠记录。

《管子·小匡》载:“昔人之受命者，龙鱼假，河出图， 雒出书，地出乘黄。”《庄子·天运》说:“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谓上皇。”杨慎曰:“九洛之事，洛书九畴之事。”这是最先把数与图联系起来的文献。《吕氏春秋·应同篇》载:“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丹书”即洛书，《大戴礼记·诰志》说:“ 雒出服，河出图。”王聘珍注:“服，当为符。”此外，《易·系辞传》和《大戴礼记·明堂位》有关洛书的记载，也都是战国中晚期的文献。

(三)九宫图在战国时期也已出现。如前所述，《灵枢经·九宫八风篇》和《大戴礼记·明堂位》所载的九宫图(或称九宫数)都是战国晚期的文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九宫图在地下出土的战国文物中也有线索可寻。据报导，近年在湖北黄州国儿冲第1号战国墓中出土镇墓兽的“底座每面皆雕成凸凹相同的九个小方块，……与我们今天的玩具‘魔方'很相象。”这种图案，应该是我国较早将九宫图本身作为一种神秘的抵抗侵害，骚扰的力量之形式。即将其作为一种神祐的力量，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汉代到唐宋的许多“宫殿建筑的基础中都放有这种魔方，表明它确有一种神秘的宗教意义”。⑾这说明九宫图出现于战国晚时当无疑问。我们知道，九宫图是从洛书演化来的，因此洛书的产生年代当在战国晚期之前。

由上所述，我们认为，《洪范》原本洛书，它成书于战国初年。在此之前，洛书是否流传，尚无可靠证据。战国中期后，洛书之名逐渐流传开来，到战国晚期由洛书演化而来的九宫图，也见诸文献和实物。因此，我们把洛书产生的年代订在战国初年 (或者略早)，是较为妥当的。

六、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一行九宫占盘，是汉初方士依据《灵枢经·九宫八风篇》制作的占卜吉凶祸福的仪器。它的发现不但证明《灵枢经》确为战国晚期的文献，而且说明与洛书紧密相关的九宫图在战国晚期也已出现。因为九宫图是从洛书演化来的，也是洛书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灵枢经·九宫八风篇》和太一行九宫占盘上的九宫图，当是我们现今所知最早的洛书图，而洛书产生的年代，当在战国初年。

因此，太一行九宫占盘的发现，以铁的事实否定了宋代以来疑古派对洛书真伪问题的种种诘难，使持续近千年之久的洛书之争焕然冰释，从而把河图、洛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随着国内外《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彻底揭开河图、洛书之迷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这个光辉时日的到来吧!

注:

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

⑵⑺顾颉刚:《三皇考》二九、二六。

⑶朱熹:《周易启蒙》注引。

⑷⑻江慎修:《河洛精蕴》附卷，462、470页。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

⑸尚秉和:《周易尚氏学》1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⑹孙振声:《白话易经》10页，台湾星光出版社，1989年9月版。

⑼⑽蒋善国《尚书综述》128、1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⑾潘佳红:《“魔方”意义试析》《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1日第三版。